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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手上路
“《红高粱》在筹拍阶段,有人指责张艺谋在《一个和八个》(张艺谋担任摄影)里就歌颂土匪抗日,等到《红高粱》上映,又有人指责《红高粱》里的人物活得混混噩噩,缺乏崇高感。”
“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,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。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。”
“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‘为洋人而写’的意向更为明确。张艺谋日渐明确自己的电影观众不再是中国市民,而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评委。”
“国际影展的评委来自六至八个以上的国家,他们不可能一致要以丢中国的丑为目标。”
“《活着》一直没上映,作为一个导演,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,是很失落的,我不能接受这情况。”
“我不能接受的是,对于中国电影,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‘政治化’的读解方式:不列入‘反政府’一类,就列入‘替政府宣传’一类,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,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。”
“张艺谋对场面的调度像调度团体操”。
“我不喜欢《英雄》的主题。我也拍过‘刺秦’,可是我们拍摄的结局截然相反。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。”
“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,已经不能100%地按自己的意思做,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。空间已经是有限的,让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,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。”
“我们为什么拍这部片?就是为了堵别人的嘴,别人不是说我们拍商业大片堕落了吗,就拍部文艺片。几千万堵一把嘴,中国有几个导演付得起这种堵嘴的代价?”
“黄金甲把张艺谋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想像发挥到了极致,代表作就是开满银幕的金黄的菊花。支持他们这种想象的,更多的还是对于权力恐惧中夹杂着崇拜的复杂心理。这是人格被权力异化和扭曲的一种表征。”
好像我们对自己的电影评判标准都是特别严苛的,但对人家的电影,又用的是另一套评判标准,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。外来的和尚好念经,这是我特别明显的感觉。对外来的电影,我们全都理解,我们全在讲梦、讲童贞。对自己的东西,马上就亮出非常犀利的宝剑,让你体无完肤。说到底,我们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艺术家,不爱惜自己的创作。
你信不信,我今天就是拍部《活着》,也会被人骂。——张艺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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